开启中非发展合作的新篇章******
作者:宋微(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尽管世界充满了冲突、混乱和极端不确定性,但中国与非洲之间互信持续加强,以实际行动夯实命运共同体。展望2023年,非洲的发展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将立足于中非传统友谊,创新发展合作模式,精准对接非洲发展诉求,为非洲大陆的复兴注入强劲动力。
在“正确义利观”引领下,持续夯实中非合作的政治基础。中国始终是非洲发展的坚定支持者。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面对相继诞生的非洲国家,英、法等原宗主国在被迫承认的同时,试图通过对外援助继续维持既得利益,美、苏两国也加紧渗透和争夺。为此,这些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向中国投来求援的目光。当时的中国尽管自身也面临发展困难,仍选择了无私支持非洲。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亚非14国时,首次提出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至今仍是指导中国对外援助的根本原则,特别是“不附带任何条件”至今仍然是中国外交的原则,受到非洲国家的广泛肯定,为中非友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就任国家元首后首访非洲,提出了“真实亲诚”的正确义利观,赢得了非洲国家的广泛赞誉,中非关系逐渐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未来,中国将在正确义利观的指导下,继续尊重和对接非洲国家的发展诉求,进一步夯实中非政治互信和合作根基。
全面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助推非洲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当前大多数非洲国家经济结构单一,对外依赖程度高,疫情引发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断加剧了非洲经济的脆弱性,并引发了非洲近25年来的首次经济衰退。根据世界银行预测,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增长率有所上升,但2023年年均增长率仍无法达到2000年至2019年间增幅的平均值。同时,2022年11月15日,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总量达到80亿,其中非洲大陆成为世界青年人口的主要新增地,而叠加疫情的极端贫困和粮食紧缺,导致非洲的潜在社会风险问题更加突出。根据联合国对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中期审议,非洲多项指标陷入停滞或倒退,失业率和贫困率上升,脆弱人群总数增加。对此,中国将全力落实“以人为本”的全球发展倡议,积极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盟《2063年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以帮助非洲培育内生增长能力为重点,创新发展合作理念和方式,加大力度推动非洲的减贫与发展进程。
推动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支持非洲增强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近年来,推动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是中非合作的重点和亮点。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各方应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中国将继续坚定支持非洲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加强同非洲国家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交流,从各自的古老文明和发展实践中汲取智慧,促进中非共同发展繁荣。中国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大力支持非洲领导人、青年领袖来华进行实地考察和经验交流,主动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方案和经验,大力帮助非洲提升治理能力。对于非洲国家提升国际事务话语权的诉求,中国将继续大力支持非盟加入G20等全球治理组织和平台,鼓励非洲为维护自身利益以及针对全球公共事务发出更多的声音。
积极履行全球安全倡议,为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俄乌冲突导致非洲的粮食安全状况恶化。俄乌两国在全球粮食生产方面具有重要地位,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0年,非洲从俄乌两国进口了价值51亿美元的小麦,占非洲小麦进口总额近45%。俄乌冲突造成国际粮食危机,加上2022年非洲之角区域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旱灾,农作物产量断崖式锐减,非洲粮食供应持续受到阻碍。当前,南部非洲地区的农产品价格不断飙升,近80%的小麦及其产品需要依赖进口。随着全球和区域价格向非洲当地市场传导,粮食危机极有可能导致一些地区发生社会动荡。与此同时,非洲的安全形势也在进一步恶化,不仅萨赫勒地区的恐怖主义暴力正在使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遭受苦难,而且西非法语地区也政变不断。基于此,中国将认真履行责任,积极参与联合国在非洲开展的维和行动,注重以发展缔造和平,以中非农业合作为先导,维护非洲粮食安全与地区安全。
推动数字转型与一体化发展,为非洲疫后经济复苏与增长注入动力。当前,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竞争格局,数字化转型成为创新性、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后,数字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各国恢复运转的主要因素,并成为维持贸易经济、社会服务的重要手段。然而,相比于世界其他地区,非洲存在着巨大的数字鸿沟。例如,数字化准备方面的差距和对数字化转型的融资支持不足,使许多非洲国家仍处于全球数字经济的边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非洲目前仅有17.8%的人口可以上网,而到2030年要保障其余非洲人口能够使用互联网,则至少需要1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与此同时,非洲的区域一体化面临挑战。由于防控新冠疫情的需要,非洲大陆自贸区有40多个国家宣布关闭边境,导致自由化和便利化进程受阻。为此,中国将加大力度支持非洲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有步骤地推动中非自贸区建设,助力非洲的数字转型和经济一体化进程。
拓展“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努力化解非洲“选边站”的风险和担忧。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和对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国将中国在非洲地区的活动视作对其国家安全与利益的威胁,甚至打出了在非洲“新冷战”的口号。早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宣布的“非洲战略”就明确提出,美国在非洲的所有投入都要以增进美国利益为前提,美国要与中国“争夺非洲”,并不断炮制中国对非“资源掠夺论”“投资威胁论”“新威权主义论”等,试图拉拢非洲国家孤立中国。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继续加强与非洲国家的互动,2022年8月公布的《美国对非战略》首次强调非洲投票权对美国的重要性。在不久前落幕的美非峰会上,美国尽管在书面议程上聚焦非洲发展问题,但关于中国在非洲影响力与应对的话题却贯穿会议始终,给非洲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何继续维护中非传统友谊又不被美国打压,考验着每一位非洲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作为非洲最真心实意的发展支持者,中国将继续以非洲的发展诉求为出发点,构建开放、包容的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在尊重非洲意愿的前提下,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展合作伙伴探讨三方发展合作项目,化解非洲的政治压力,共同支持非洲的发展。
中国将继续夯实中非互信的根基,全面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积极构建中非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助力非洲发展,为中非发展合作书写更加壮丽的篇章。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12版)
东西问丨吴家玮:教育如何助建中美桥梁?******
中新社旧金山12月15日电 题:教育如何助建中美桥梁?
——专访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吴家玮
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近几十年来,随着一批批中国留学生走出国门求学,中国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日趋紧密。东西方教育在哪些方面可以实现互鉴?教育如何助建中美桥梁?中新社“东西问”专栏近日专访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请他谈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在《玻璃天花板:吴家玮回忆录》中提到“打破学界的玻璃天花板”。在这一过程中,您华人身份的优势和挑战是什么?
吴家玮:我在美国的教研之路完全是沿着学界惯例走过来的,可以说是“循规蹈矩”。我30多岁当上系主任,40多岁当上院长、校长,于是被人说成是“打破了玻璃天花板”。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华人,我遇到过挑战,担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期间感受尤深。
旧金山历来是一座多元且较为复杂的城市,旧金山州立大学是该市唯一的公立全科大学,学校的“一把手”难免处于众目睽睽之下,突然间来了一位在儒家思维中长大、另有一套管理模式且不太听话的华人校长,很多人不习惯。
图片美国旧金山中美国际学校的学生穿中式服装表演节目庆祝中国农历新年。当地华人比例为全美最高。陈钢 摄在美国的教研之路上,华人身份没有什么明显优势,否则就不会碰上“玻璃天花板”了。但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当校长期间,儒家思维为我的管理模式带来一些积极影响。我常跟副校长、院长、教授代表等10来个人开会,讨论各种议题。众人意见不一致时,会展开讨论、辩论或是争论。如果讨论半个小时后还僵持不下,美国同事们就忍不住了,接下来就要求通过投票结束争论。而我认为,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某一个建议,才是较好的结局。这个时候我会说,我们都是有头脑的人,多谈谈总可以在各种不同的见解里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看法。因此我主持的会议尽管时间很长,但最后总能得到一个支持度相当高的共识。
中新社记者:美国高校的工作经历,为您在科大的工作带来怎样的启发?
吴家玮:我回国前夕,香港经济面临转型,必将注重科技。当时,香港将迎来回归祖国的时刻,“一国两制”政策也已确定。在此背景下,一群有学问、有经验、有理想的学者决定放弃国外的丰厚资源和舒适生活,凭可贵的团队精神在香港创办一所研究型大学。
坐落于香港清水湾半岛的香港科技大学。谢光磊 摄特别是我在圣迭戈加州大学当博士后,十载后重回原校担任院长。那段经历让我认识到,要办好一所大学,研究和教学必须依靠真正一流的人才。我们在创办科大时,就是全力寻找各学术领域的一流人才加盟。
另外,圣迭戈加州大学的博雅教育理念对我在香港科大的工作也有启发。当时,港英政府只允许我们办理学院、工学院和商学院,但我坚持同时要办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我还希望每个学生主动参加文化、体育及团队活动。学校一定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否则怎么能算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可以扩展年轻人的视野,理顺他们的逻辑,赋予他们深入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思想狭隘的人很难做到真正的创新,没有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环境,科技也搞不好。
中新社记者:您曾长期在旧金山湾区工作,并于20世纪90年代先后提出“香港湾区”以及“深港湾区”的概念。在高等教育方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哪些经验?
吴家玮:旧金山湾区各种类型的高校都有,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建设也一定要多元化。最好能够平衡发展研究型、教学型、专业型、普及型等各种类型的高校。至于学科建设,科技创新、人文创作和社科教研同样重要,多种学科都要大力发展。研究型的高校必须注重教学,教学型的高校也不能忽视研究。
第十六届江苏省高校大学生物理与实验科技作品创新竞赛上,参赛选手在调试作品。杨雨 摄此外,高等教育不能一面倒地聚焦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也绝对不能忽视。中国过去经济落后太久,需要飞速发展,赶上发达国家,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培养了大量应用型人才。但非常关键的基础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作为科技创新和突破的基石与载体,是时候大力度发展基础研究了。
中新社记者:东西方教育在哪些方面可以实现互鉴?
吴家玮:西方发达国家因各自的历史和背景不同而发展出各有特色的教育模式,法、德、英、美等国的教育制度差别很大。在向西方借鉴的过程中,中国要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善加选择,发展符合国情的教育模式。
最近几十年,中国高校数量急剧增加,水平相应提高。目前,中国每年普通、职业本专科招生人数在1000万以上,硕士生以及博士生的招生人数分别超过100万和10万。有人说中国毕业生太多,导致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但我认为现在的高校数量和招生规模相当合理。中国有3000多所高校,美国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高校数量却更多。
北京大学2021届本科毕业生在校名前拍照留念。蒋启明 摄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发展不平衡。美国的优秀大学分布在全国各地,但中国最好的大学主要集中在沿海几个大城市。五湖四海的“高材生”被吸引到这些大城市,毕业后大多不愿回老家。中国迫切需要推动教育、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在地域间均衡发展,让欠发达地区对人才具备吸引力。
中国的高等教育需要适度引进符合国情的博雅本科教育。同时,应该像西方社会那样,摈弃对大学排名的迷信、对论文和专利权数量化的追求以及对学者名衔的过度崇拜。
反向来看,中国一些教育理念也值得西方学习。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世界逐步盛行“个人主义”。而儒家推崇“集体”意识,为人在修身之余,必须关怀和注重家庭、社会以及国家的集体幸福。这些意识启发于教育。
中国一些教育方式同样值得西方借鉴。我曾看过一档英国电视节目,有一组上海的高中教师到伦敦一所高中教学。老师走进教室,学生要站起来齐声喊“老师好”。上课的时候学生不能交谈,课后还有很多作业。英国学生刚开始对这套教育方式很不习惯,但一段时间后,他们不但开始欣赏中国老师的教育方式,连考试成绩也提高了很多。
中新社记者:您的回忆录《同创香港科技大学:初创时期的故事和人物志》里,有一个章节是“助建中美桥梁——走向老家”。在您看来,教育应该如何助建中美桥梁?
吴家玮:我写这本回忆录的时期,确实还是以学术交流合作助建中美桥梁的好日子。中国落后和僵化多年后,终于打开了国门。一些有理想的优秀留学生、学者在西方吸取了先进的知识和技能,然后走向老家,在国家重启、发展的征途上作了不少贡献。同时,美国的科研也需要中国的人才。在这个阶段,两国一些科研合作相当成功。
以“国际教育,成就未来”为主题的2009中国国际教育展在北京举行。吴芒子 摄美国人也认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也可以向中国学习。随着越来越多美国企业到中国发展,学习中文的美国人逐步增加。这些人到美国公司的中国分支机构任职,并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提高本领,然后走回自己的老家。
但是,现阶段美国政治状况不容乐观,内部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令政客们以寻找外敌的手段来争取选票,中美学术交流难免受到影响。现状能否改善,要看美国的政治态度。美国学界也需努力跨越障碍,让两国的学术交流尽快恢复到过去的良好状态。
中国学界除尽可能恢复与美国学界合作外,还必须扩大国际交流的范围和对象,大力加强与欧洲、东南亚等地以及“金砖国家”的学术合作,在“一带一路”上多建“桥梁”。(完)
受访者简介:
吴家玮1937年生于上海,1949年移居香港,1955年赴美国留学。1966年,吴家玮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他曾担任美国西北大学物理及天文学系主任以及圣迭戈加州大学热斐尔学院院长,并于1983年出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成为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1988年,吴家玮受邀回港,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供职时间达13年。
回香港后,吴家玮曾先后担任港事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内地与香港科技合作委员会主席以及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